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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明︱一周书记:思想产业中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市场

时间:2019-11-18 18:18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查看:  
内容摘要:(李刚、邹婧雅、谢馥兰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的时候,马上想到的却是拉塞尔雅各比的《最后的知识分子》(原著出版于1987年,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似乎在这两本书之间有一种前世今生的因缘。雅各比在书中开篇就重提哈罗德斯特恩斯...

  (李刚、邹婧雅、谢馥兰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的时候,马上想到的却是拉塞尔·雅各比的《最后的知识分子》(原著出版于1987年,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似乎在这两本书之间有一种前世今生的因缘。雅各比在书中开篇就重提哈罗德·斯特恩斯在1921年提出的“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哪里?”之问,他感慨的是曾经支撑美国公共思想、在咖啡店里为“有教养的读者”写作的公共知识分子大树凋零,年轻的知识分子甘愿匍匐在学术生产体制之下,面向专业同行而背对社会与大众。他呼唤重建公共思想文化的颠覆性力量。在今天重读雅各比这本书,看他如何描述年轻的一代学人如何屈从于校园生产体制的诱惑与约束,真是深有所感。雅各比曾说“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是他首创的,但是他无法预测的是这个词在不同国度的舆情语境中所遭遇的变形,更加无法预见21世纪的到来所催生的“思想产业”的全球性景观。德雷兹内在他的《思想产业》中有几处引用了雅各比关于独立知识分子的消失与校园知识分子退出公共思想舞台的论述,显然他也是认同这些“前世”论述的真实性。但是与雅各比完全不同的是,德雷兹内要召唤的“今生”不是怀旧的情感或延续上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而是力图通过对新晋的知识群体的全方位描述而呼唤和论证的现代思想市场时代。

  德雷兹内的研究专业是国际政治学,他所论述的思想市场和思想产业主要从美国外交政策的角度切入,但又不局限于这个领域。从全书的论述结构上看,主要内容分为思想市场的形成以及塑造新兴思想产业的系统性力量、现代思想产业的出现如何影响了思想市场的主要供应者、思想产业作为一个市场的运作状况及其前景等三个方面。他的论旨似乎就是为了回应30年前雅各比在他书中的描述:公共知识分子的退位反映了公众自身的重组,知识分子转变为专业性的,思想在大街上和广场上消失……他描述的新图景是取代公共知识分子的新晋群体被称为思想领袖,当代思想的生产与传播按照互联网时代的文化产业模式来组织与运营;虽然这种思想产业不乏负面的内容,但是它信心满满、雄心勃勃地传播乐观的思想,满足了社会对新思想的渴求。在论述中,作者时常会把自己在现代思想市场中的个体经验融合进来,似乎一方面是对自己在思想产业所作贡献的肯定,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批判思想产业的负面因素时免于“酸葡萄”的指责。

  从思想的生产角度来看,必须搞清楚的是三个核心概念:“思想市场”、“公共知识分子”和“思想领袖”。在该书的“引言”部分对这三个概念均有简捷的说明,虽然不是那种教科书式的完整定义。关于“思想市场”,作者指的是与外交事务相关的众多知识产品和观点意见(这些观点意见来自学者的著作、智库的评估报告或某位知名战略家在重要论坛发表的演讲等等),以及决策者和公众对这些思想观点的接受程度,作者的研究主题就是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市场的变化。这个思想市场的现状在作者看来无疑存在很多问题,但最起码它还是存在不同的声音,国家利益主义无论如何喧嚣也只能是其中一种思潮而不会是垄断一切的思想前提。在政治极化、思想撕裂严重的时代,思想市场应该发挥的作用不是以思想压制撕裂或遮掩撕裂,而是引领撕裂走上有意义的思想对话之途。长期以来,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理论秉持着结构主义分析视角,认为国际关系下的大格局问题完全都是有结构性的力量决定,个人的短期因素无足轻重。但是政治决策者对这种分析视角不会有兴趣,他们只想看到短期的、有效的对策究竟是什么。如果从美国的外交政策“思想市场”跳回到我们可能更为熟悉的智库或“国策舆情”概念,两者之间当然有根本性的区别,而且相比于思想舆论对国内经济政策的影响,我们对于影响外交政策的舆论场域恐怕更加陌生,作者在全书开头所论述的奥巴马和特朗普在上台后所遭遇的思想市场对他们外交政策的强烈批评也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虽然在书中所描述的那种“思想领袖”如何在思想市场上名列双收的盛况在我们看来也并不陌生,但是国情语境的根本区别决定了我们的“思想市场”距离真正的市场还有很大距离。

  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作者指的是那些有学术造诣并能够对广泛的公共政策问题发表评论的专家,他们揭露伪装成智慧且被广为接受的陈旧思想,批评那些兜售有害政策产品的人,他们对思想市场最大的贡献是揭穿皇帝新衣的真相。讲到这里,顺带要说的是那个揭穿皇帝新装的小孩在思想产业的时代早已没戏了,因为在新安徒生童话中的皇帝再也不是被骗子愚弄,他本身就是要愚弄天下的骗子,并不存在的新装已经成功地被思想产业包装为一种新的时尚。在新的童话中,小孩已长大成人,懂得有时只能在围观中吃瓜。至于“思想领袖”,这个概念出现得相当较晚,据作者说到2012年这个概念的使用量已经大大超过“公共知识分子”—— 但是我对此持有怀疑,因为他依据的仅仅是网络上的一个数据。作者说,“就本书的写作目的而言,思想领袖是知识的传道者。思想领袖们打造他们自己的单一透镜解释世界,然后劝说听力所及范围之内的每一个人相信他们的世界观。公共知识分子和思想领袖都参与智力活动,但是他们的行事风格和目的不同。公共知识分子对许多事物均有相当了解,能够指出知识骗子。思想领袖了解一个宏大的事物,相信他们的重要思想将会改变世界。”(12页)那么两者的区别就是:前者的使命是怀疑、批评和揭露,后者则要别人相信自己。说到这里,作者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巴马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而特朗普则是现存的脸皮最厚的思想领袖。”(同上)德雷兹内对现任总统可是一点也不客气,尽管实际上特朗普很难说是思想领袖。在这里已经说到了该书中不断谈论的那个话题:要做一个成功的思想领袖,脸皮一定要厚。那么,在原来的知识分子和校园学者之中是什么样的人最有可能成功地被思想市场选中为思想领袖呢?对自己的学术成果喜欢和能够以谦逊的方式自我吹嘘、在公共演讲中敢于提出完全没把握但又大胆的预测、在与市场的讨价还价中敢于开出天价、善于把学术语言中的严谨和审慎彻底过滤、坚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降低自信的程度……,所有这些都是成功者必不可少的标配——其实也就是“脸皮一定要厚。”

  作者认为虽然公共知识分子与思想领袖的区别不可能那么清晰,有些人也可以一身二任,但是从认识思想市场的角度来看这种区分是由必要的。因为现代思想市场已经变成思想产业,这个产业对思想领袖的选择、回报以及在整个知识阶层中引发的心理变化,都足以使被选中的思想领袖与先前的公共知识分子有了根本上的区别。在思想领袖的工作日程安排上,充分折射出美国“大思想”(Big Idea) 活动的熠熠星光:为推出思想家权力榜而举办的庆典、顶级专家咨询会、豪华巡回演讲、全球瞩目的TED演讲、研究所全球会议、高级经济论坛、思想俱乐部……在思想领袖们的身影背后的是蜂拥而来的媒体机构和富豪粉丝,以及他们暴涨的天价出场费与个人财富。而那些仍然以批判为其精神使命的公共知识分子即便仍有自己的市场,但是其影响力以及人生境况与思想领袖相比无疑差距甚远。作者在书中引用了戴维·布鲁克斯的一句话,很能说明某些知识分子进入思想产业时代的前后变化:“从前,知识分子视思想为武器,而如今,他们更倾向于将思想看作一种资产。”(49页)从批判世界武器到进入市场的资产,的确非常形象。

  德雷兹内在本书中反复强调和论述的是,从思想市场到思想产业的变化归因于三种相互交织的趋势:权威公信力的下降、美国政治的极化和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前两个趋势不难理解,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与思想需求的关系就值得多谈一点。作者先后多次谈到这种现象:经济的极度不平等是造成思想产业化的重要基础,人数极少的财阀富豪一旦对政治与思想感兴趣——实际上由于置身于非权即贵的精英社会,这是比较容易产生的兴趣,就会产生在思想市场上显示自己影响力的强烈欲望,“也想听听有趣的思想家们的想法”,方法就是赞助大学、智库、思想研究机构、媒体机构和各种“大思想”活动,直至创办自己的大学、思想沙龙以及传播网络。在我们看起来有钱就是任性,实际上他们有些人也真的有一种要对公共政治与现代思想作出贡献的真诚愿望,也有人则是把思想平台看作是从商业王国延伸出来的附属领地,在这里圈地跑马既是一种高雅的兴致,也未尝没有以思想之名抢注未来商机的战略远见。当然也有人赞助思想产业不仅仅是要推出自己的利益代言,更大的野心是不满足于商业领袖的名片,要在湖光山色、谈笑风生之间为自己打造“理想主义者”、思想领袖乃至思想教父的光环。更进一步的分析是,“成功的企业家们相信,他们是靠自己的努力、创造力和敢于冒险的精神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也就是说,财阀非常相信自己的能动性。他们不会耐着性子听不如自己有钱的学者发表不同意见。此外,很多慈善家都喜欢用钱影响思想市场。如果他们坦诚的话,政治学家可能会告诉他们政治行动委员会(PACs)和积极分子基金会的影响力被极力地夸大了。不过这么做无异于对财阀说他们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重要。这是亿万富翁不想听到的。”(144页)反过来说,对于很多在内心一直寻求成功之途的知识分子来说,“取悦赞助人的迫切想法对思想的内容和思想的提供者都产生了影响。正如哈佛商学院教授高塔姆·穆昆达所说,一小拨财阀就能对公共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穆昆达的原话是:“一个强大的集团能奖励赞同者,也能惩罚反对者,这种能力也扰乱了思想市场。这无关腐败——信仰本来就会随着利益改变。……这可能导致整个社会服务于最有权势的群体,进一步加强该群体的权力,形成恶性循环。”对于富人来说,可以享受到的精神快感就是“你永远不会听到有人对你说你大错特错。”(80页)在这种思想市场中,同样存在激烈的竞争,“在思想产业领域里,思想领袖们彼此竞争,以求得到富有的捐赠人的赏识” 。(77页)这样的财阀和对公共领域的影响,难道我们还陌生吗?而“信仰本来就会随着利益改变”这句话就更像是对某些知识分子心灵的洞察。

  既然谈“思想产业”,该书第一章的题目就是“思想重要吗?”作者要说明的是我们为什么应该关注思想市场。他首先以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的关于发展援助的经济学思想及其大规模的计划实践为例,说明思想仍然很重要,以及分析思想市场的形成原因也很有必要。重要的是在这个例子中他分析了分别来自现实主义、失败主义、民粹主义和怀旧观点四个方面的对思想力量的质疑,从中可以看到对待思想的各种不同观点的自身逻辑及所持的事实依据。这些逻辑与事实依据在我们看来当然是非常美国化的,假如在另外的语境中则可能完全是另一种逻辑和事实依据;在那种语境中,思想的重要性只取决于决策者的看法。关于思想的重要性当然可以有各种角度的思考与回答,但是当我们的讨论面对的是知识分子与社会体制和重大政治决策变化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不应忘记或忽视了哈耶克的相关论述。虽然这看来与德雷兹内讲的“思想市场”有着历史语境上的很大差异,但是对于我们从自身的语境中思考知识分子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却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作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哈耶克对那些动辄倡言反对市场的知识分子自然是反对的,认为他们或者只是热衷贩卖观念,或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表现出无知。但是他并没有否定思想观念对于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力量,而是认为人类社会必定会受到思想力量的指引,对此他在《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就说得很明确,他指的主要是政治哲学家的观念如果通过广泛的传播成为社会的公共思想财富的时候,哲学观念就会引导社会的发展。要理解他这一观点的前提是要明白,他所秉持的是主观主义的社会研究视角,认为是人们所相信的观念决定了他们所处社会的性质与行为,因此他既不认为纳粹德国是经济发展的客观产物,也不认为是由于希特勒个人的特殊蛊惑能力,纳粹极权主义得以实施是集体选择的结果。因此他忧虑的是在普遍错误的思想观念引领下,人类社会走向倒退、走向衰亡。因此他把批判那些乌托邦式的、虚假的、邪恶的思想观念视作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应逃避的责任,这也是韦伯所言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志业。从思想的力量到思想者的责任,哈耶克给我们提供了一幅与“思想产业”中的领袖们完全不相同的思想者的画像:他不是挥舞着道德主义或意识形态大棒的批判者,而是以尊重个人权利、自由选择和法治精神为原则的思想观念的批判者。虽然今天的知识分子世界早已不同于他所处的时代,古典自由主义的市场观念也不断经受挑战和变化,而且哈耶克所批判的那种在否定自由市场的同时包揽平等与福利的集体主义体制实际上也名存实亡,但是基于上述原则的思想者声音仍然是社会最应倾听和思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思想产业”的确应该走出自己的道路——重新思考个人权利与集体福祉之间、市场法则与权力支配之间的真实关系。

  德雷兹内作为进入了思想产业中的学者自然有较为明显的倾向性,认为思想领袖的崛起显示了人类天生是如何处理思想的,对于某些批评思想领袖的言论也时有反驳之词。但是他同时指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公共知识分子。……他们需要分析并批评受欢迎的思想领袖。如果要从假行家中过滤出优质的思想者,公共知识分子必不可少”(17页);“当宏大思想和表达这些思想的知识分子离掌权者越来越近的时候,他们尤其需要接受审查。官员非常可能利用或滥用思想市场”。(18页)政府利用和滥用思想市场的例子可谓多矣,作者马上举出了布什政府对民主和平论以及实用政治辞令的挪用和滥用。但更重要的是,“就算当权者不会为了给自己的行为寻找正当理由而利用思想,有些知识分子也会出于为权力服务的目的而渴望那样做。”;“在20世纪,当知识分子离权力近在咫尺的时候,他们为最令人发指的行为提供正当理由。”(19页)在这里德雷兹内提到几本关于20世纪知识分子犯下政治罪行和暴行的著作,其中一本是马克·里拉(Mark Lilla)的《不负责任的心灵:政治中的知识分子》(The Reckless mind: 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2001.中译本书名为《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新星出版社,2010年)。在里拉看来,判断一个知识分子的最根本标准就是看他对待政治暴力与体制的态度,这些都很值得我们重温。

  作者在这本“思想产业”中安放了不少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到所有人都有的人性的弱点,如统治者必定是以权力为最大原则、财阀必然会附庸思想市场的风雅等等。而作者最了解的还是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心病,用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话来说就是,“知识分子的命运,要么是痛恨自己与财富、成功和名望无缘,要么是名利双收之后陷入深深的愧疚。”(293页)其实,能够有“深深的愧疚”的成功者恐怕已经很少有了。还有另外两句话也可以作为知识分子的命运之镜:“要么作为英雄死去,要么苟且活着,直到目睹自己被逼成恶棍。”德雷兹内说这句话稍加改动,也适用于思想产业中的知识分子:“要么在默默无闻中高贵地死去,要么苟且活着,直到目睹自己沦落成思想市场中原本最让你厌恶的那种人。”他接着说,“笔者(至今)没有作为无名之辈死去,因此多多少少见证了这个堕落的过程。”(294页)看起来这起码是一种诚实的态度。

  最后,他还是对思想市场的发展寄予了希望,从而提出了三条改进现代思想市场的指导原则:第一,要看到现代思想产业的缺陷和优点,要相信发展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第二,塑造现代思想产业的各种力量都在变化之中,会有利于思想的真正发展;第三,为迎接思想产业即将发生的变化,知识分子必须有更加深刻的自我认识。总之,“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智库成员以及私立部门的分析师了解到思想产业的现状,他们或许也会放弃短期的巨星荣誉,转而选择长期的持续性。这一选择既有利于他们自己的职业生涯,也有利于整个思想市场。”(299页)但愿这也是我们有望看到的前景。